1982年和1985年是耐克至關重要的兩個年份，它們分別誕生兩款球鞋歷史上具有辨識度的鞋款—— Nike Air Force 1和Air Jordan 1。幾乎就在某一瞬間，這兩雙球鞋頓時超越了它們原本為籃球場而生的範疇。在之後的數十年裡，這兩雙籃球鞋激發了無數迭代更新，並成了Dave White、Mister Cartoon等藝術家，CDG、PSNY等時尚品牌，以及許多創作人的創意畫布。時尚和潮流的不斷變遷，而這兩雙經典球鞋始終保持著標誌性的地位，受到各個群體的一致喜愛。

這兩雙經典鞋款的最新創作—— The 1 Reimagined “變革新1代”系列，是由耐克內部設計師組成的獨立團隊首次對Nike Air Force 1和Air Jordan 1進行的重新暢想。這一項目背後的14位女性（平均分成兩組設計）代表著耐克千人設計師團隊所具備的獨特創作能力。在她們中有配色設計師，材料專家，以及男子和女子主線鞋類產品的設計師。她們致力於為Nike Air Force 1和Air Jordan 1各設計五款不受框架約束，又超越當年原版純粹設計意義的新款球鞋。

設計過程： 

選擇設計師

 “變革新1代”項目的主旨是“打破現狀”。秉持這一理念，耐克鞋類設計總監Andy Caine選擇了14位對這一項目有著清晰而客觀思考的設計師。“創意的起源是多樣性，”他說道，“從設計師的角度來看，這一項目的每位設計師都有著獨特的背景和個性。我們認為當你把不同類型的創意人才組合在一起的時候，神奇的事情便會發生。”

Caine 任命Georgina James 為團隊的領頭人，團隊中的其他設計師還包括配色和材料設計師Marie Crow 、Magnhild Disington 、Jacqueline Schoeffel 和Chiyo Takahashi ，以及鞋類設計師Shamees Aden 、Reba Brammer 、Melusine Dieudonne 、Jin Hong 、Angela Martin 、Kara Nykreim 、Marie Odinot 、Louisa Page 和Jesi Small 。她們的任務是“ 創造出令人震撼的產品” ，而從任務下達到最終設計，她們僅有兩週時間。

準備階段

 “她們中的每一位都對於能夠參與這一項目感到非常激動，相互合作設計女子產品，”James說道。

考慮到時間緊急，最初她召集設計團隊在耐克總部的一體化設計空間“藍絲帶工作室”(Blue Ribbon Studios)內開會。在會議中，這些女性設計師首次明確了她們各自的才能所在，因為她們中很多人也是第一次與其他人合作，然後她們開始製定和充實未來的設計方案。

考慮到時間緊急，最初她召集設計團隊在耐克總部的一體化設計空間“藍帶工作室”(Blue Ribbon Studios)內開會。在會議中，這些女性設計師首次表明了她們各自的才能所在，因為考慮到她們中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合作，然後她們再開始製定和充實各自的設計方案。

 “我們用了大約一周時間把我們的想法付諸紙上，敲定我們的設計目標，”James說道。

在此期間，設計團隊先是把不同的女性形象組合分類，竭力想要確定哪些因素才能定義女性。她們分別探討了運動員的思維方式以及時尚潮流，然後思考如何將這些點連起來。除此之外，她們還研究了每雙鞋的設計元素，這兩雙鞋最初都是由男性設計師為男性運動員設計的，但卻激發了女性穿著者的興趣，而且未來可能會產生更大的興趣。設計師的這些考慮為產品的分類提供了幫助。

最後，產品的分組展現了五種鮮明的人格：有著無畏探險態度的Explorer、崇尚純愛宣言的Lover、代表智者之道的Sage、追求自由叛逆的Rebel 和古靈精怪的Jester。James公佈了這五個原型，並用一套規則（包括設計師如何在工作的同時在率直和尊重兩種關鍵的情感中取得平衡）把它們集結起來，這些規則將是設計師在項目之後的工作中的唯一參數。

設計執行

一旦最初的理念成型後，設計團隊便奔赴倫敦。選擇倫敦有兩個原因：首先，耐克的倫敦BRS工作室可以提供在耐克世界總部開展日常工作的空間；其次，就像Caine所說的，“倫敦是時尚之都”。Samuel Ross和JW Anderson等知名設計師和品牌就在周圍，他們都是時尚行業中當之無愧的先行者。

 “把整整一周時間用在一個項目上，而且不用思考其他任何事情，這真是一種奢侈的體驗，”James說道。而Crow認為把設計地點選擇倫敦真是太“令人激動”了，因為在這裡你可以觀察人們如何“穿衣，搭配，最終發現是與你的設計相關的東西。”

但設計團隊的行動也必須迅速。因為在僅僅四天時間內，她們就要提交成果。James確保在艱辛的工作之餘，設計師可以得到片刻的喘息，激活她們的創作激情。

能否把身處這樣一個奢華可以聚精會神的創作環境和對周圍的觀察帶來自由探索的靈感轉換成一系列具有內在凝聚力的鞋類產品，這是對設計師的考驗。她們被分成兩組，一組設計AF1（Melusine Dieudonne、Magnhild Disington、Angela Martin、Kara Nykreim、Marie Odinot、Louisa Page和Jacqueline Schoeffel），一組設計AJ1（Shamees Aden、Reba Brammer、Marie Crow、Jin Hong、Jesi Small和Chiyo Takahashi）。

 “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讓這十雙鞋具有自己的個性，同時彼此又有相通之處，”James說道。

一個解決方案來自團隊內部，設計師與各自設計的原型鞋款之間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她們是每款鞋的設計和造型的主導者，同時她們也要依靠團隊成員的專業洞見來不斷提煉和改善她們的理念。而另一種辦法，James指出，就是通過配色和材料的運用。

Crow提到團隊嘗試在這一系列產品中運用富有表現力的配色和材料，但最終決定用柔和的色調。“我們很快認識到鞋的版型必須要引起轟動。顏色和材料的運用一定要互補，亮眼，適於穿著。所以我們研究了不同的色塊和設計細節，並對它們進行提升，”她說道。

在倫敦的四個工作日後，十雙不同凡響的球鞋終於設計成型，它們印證了多樣、創意和緊密合作的力量。

首創

在“變革新1代”設計中，14位設計師通過這兩雙經典球鞋實現了許多首創。這些象徵著項目賦予她們的設計自由以及因此迸發的創意理念。這一系列的設計亮點包括：

AF1 系列鞋款研製出最高的疊層中底（12 毫米），運用在AF1 LOVER XX 和AF1 SAGE XX 的設計上。
AF1 LOVER XX 是AF1 首款無鞋帶設計。
AF1 REBEL XX採用前衛的前後倒置設計和以古代束腰胸衣為靈感的繫帶設計。

（左）AF1 EXPLORER XX：防護皮革、D形環以及加長鞋舌設計賦予這雙鞋機能質感。（右）AJ1 EXPLORER XX：褶邊鞋跟設計使鞋子的高度可以調整。

（左）AF1 LOVER XX：這雙鞋採用嶄新的杏色鞋楦和大膽的疊層中底設計，用天鵝絨襯裡，無鞋帶設計以及彩色閃光透氣孔重新詮釋了這款標誌性籃球鞋。

（右）AJ1 LOVER XX：奢華天鵝絨里料，鑄模的內楦以及傾斜鞋領設計貼合雙足，同時展現女性氣息。

（左）AF1 SAGE XX：這雙鞋採用無鞋帶設計，疊層比原款高12毫米，鞋身流暢的線條是簡約主義在經典鞋款中的再現。

（右）AJ1 SAGE XX：簡約的外觀和精細的線縫技術提升了這雙鞋的質感。

（左）AF1 JESTER XX：幾個錯置的Swoosh商標設計和雙層鞋擋設計賦予了這雙AF1清新且輕鬆的感覺。

（右）AJ1 JESTER XX：這雙鞋採用輕鬆活潑的設計手法，將鞋面設計成帶拉鍊的靴型，中足下面是誇張的鋸齒形鞋底。

（左）AF1 REBEL XX：所有的元素都被放在了鞋後，鞋跟處汲取古代束腰胸衣靈感的繫帶設計突出了這雙鞋拒絕遵循傳統設計的規則。

（右）AJ1 REBEL XX：內側的拉鍊是鞋子的穿入口，原款AJI鞋面被移動至側面。紅色Jordan標誌的運用以及貫穿整個“變革新1代”系列的獨特明亮色帶鞏固了這雙鞋“外來者”的地位。

資料來源／NIKE
責任編輯／妞妞

即將於9月8日SUPER STAR體育表演會，安排登場的臺北市立大學柔道隊與臺灣師範大學競技體操，都將以不同的主題融合運動項目的特性，呈現出力與美的結合，體育署相信透過不同的運動項目結合創新的藝術設計風格，更能將這些運動項目推廣給國人，讓大家都能知道選手們訓練的辛勞及運動精神。

護身倒法作為表演亮點

成軍於1969年的臺北市立大學柔道隊，團隊以競技項目為主在大型賽事的頒獎臺上經常會看到他們的身影，在 2018全大運柔道項目北市大高郡瑩、許王淑卉及孫佩妤分別在女子的第一、第六及第七量級拿下金牌的她們，除了校內的體育活動之外，都沒有參與過校外的表演活動，這次即將登上小巨蛋舞臺的他們將以柔道最基礎的「護身倒法」作為表演亮點之一，並特別與忠義國小柔道隊配合一套劇場小表演，展現騎乘腳踏車跌倒後保護自己的方法及技巧。另外，除了一些基本招式之外，他們也有模擬柔道比賽時的場景，從裁判公正的判決，到選手的互相壓制，都會一一呈現在大家眼前，雖然是一場表演會，但對打的招式有一半是「來真的」，以真實的對打呈現才能夠讓觀眾投入其中。

剛柔並濟的力與美

將再度登上小巨蛋的舞台的臺灣師範大學競技體操隊，以「川流不息」為主題，呈現剛柔並濟的力與美。這次的表演，由幼稚園大班到國中一年級的孩童所組成的小師大，作為開頭導引象徵運動員最初起點。緊接著透過雙槓、單槓等方式節奏性的轉換，結合競技體操各項目展現力與美，在「川流不息」這樣的主題中，以技術強調剛性的層面，結合柔性的舞蹈動作，嶄露出臺師大傳承的精神。尤其在女子雙槓的表演中，將帶給觀眾不只是視覺上的饗宴，更希望獻給許多在背後默默付出的無名英雄，展現傳承意涵。

今年體育表演會將於9月8日在臺北小巨蛋登場，當天會有電視媒體緯來體育台、TVBS歡樂台、MOD TVBS精采台轉播，以及網路直播平台TVBS新聞台、體育署MOE SPORTS、LINE TV以及i運動資訊平台Facebook粉絲團也會同步播出，讓大家能隨時隨地欣賞這場盛宴。

資料來源／體育署
責任編輯／David

「卡巴迪」是一項源於南亞地區、觸碰性的競賽運動，引進臺灣之後，近年發展迅速，縱然如此，卡巴迪在臺灣仍屬沒有太多人知道的小眾運動，而且，因為缺乏政府單位的支持和運作，這項運動在臺灣還是停留在閉門造車的階段，縱使已經產生一些本土優秀選手，也沒有太多機會能夠參與國際賽事，讓臺灣在這方面也有可能成為強項國家，實屬可惜。

這種特殊的競技運動，團隊合作的競賽方式讓它對於成員的情感聯繫有著強力的黏合作用，類似老鷹抓小雞的進行方式，令人也有種似曾相似的熟悉感。究竟它有沒有可能在臺灣發展成為顯學？以下是一位學者的現場觀察：

「本土」訓練

「2008 年我第一次參加卡巴迪亞青盃，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卡巴迪，教練只給了我們一隻 DVD，內容是杜哈亞運的卡巴迪比賽片段，然後，便叫我們從中學習……我們的同組對手是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和伊朗，結果，我們分別大敗 60:3、40:20 及 80:20……賽事結束後，一些隊友決定放棄這個運動，但我對自己說，從那裡倒下，便從那裡站起來，之後，我就自己不斷看片，研究卡巴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威暘是臺灣第一代的卡巴迪選手，2017 年 6 月，我跟隨他到花蓮，參與當地一間中學所舉辦的卡巴迪訓練營，在回程到臺北的路上，他跟我分享他的卡巴迪歷程。

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發展模式

他說，不同地方發展卡巴迪有不同模式，如日本，他們每一至兩年便會到印度卡爾各答進行集訓，增進技術，相比之下，臺灣的發展則較為「本土」，既沒有出外集訓，也沒有從南亞請教練過來指導，一切只從影片和書本中學習。

威暘說，起初訓練方面相當困難，但後來隨著網路的普及，網路上能找到更多的資料和影片，這大大改進他們的技術，同時，這樣的發展模式之下，避免了「教練一言堂」的文化。佳銘和威暘同屬臺北市立大學卡巴迪隊的隊員，佳銘是隊伍的前隊長，他跟我解釋他們的訓練模式：

「臺灣沒有專業的卡巴迪教練，當我們練習的時候，我們每人會輪流擔當教練的角色，首先觀察自己隊伍的強弱之處，然後自己上網找資料，作出針對性的訓練。」

過去有很多文獻討論臺灣國民政府如何透過體育運動貫輸「儒家文化」，桎梏臺灣的體育發展（例：Chiang et al. 2015; Yu and Bairner 2011），但從臺灣卡巴迪的例子來看，訓練模式以運動員為中心 （player-centered approach），每個成員都需要徹頭徹尾的參與，這使大部份的運動員除了善於作賽外，也善於觀察、帶領、教導和分析賽事，給運動員一個較全面的發展。

時不予臺灣

2014 年，威暘有機會到印度參與 PKL 的賽事，共參與了第一季和第三季的賽事，另一位卡巴迪運動員佳偉，於 2016 年也參與了 PKL，並參與了第三季和第四季的賽事。隨著這些國際賽的經驗增加，臺灣卡巴迪隊的實力也得到提昇，但男子隊苦無機會走上國際舞台，威暘告訴我：

「2008 年，我們全沒準備之下參與國際性比賽，結果慘敗收場……現今，我們準備就緒，卻沒有機會一展身手……」

當威暘跟我分享這番話時，正值臺灣剛剛跟巴拿馬斷交，媒體上也討論著臺灣被孤立的狀況，在國際體壇上，同樣地，臺灣常處於一個被動的位置。以代表隊稱號來說，他們不能以「中華民國」或「臺灣」參與國際賽事，只能以「中華臺北」，2008 年北京奧運，甚至被主辦國建議稱為「中國臺北」（Bairner and Hwang 2010），在種種原因之下，很多運動員都會覺得臺灣在國際體壇上常站在一個較邊緣的位置。

事實上，2016年10月，印度舉辦卡巴迪世界盃，亞洲受邀參與的隊伍只有日本、南韓、泰國和孟加拉，臺灣不在名單之上，而整個賽事共有 12 隊參與，當我跟很多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交流的時候，他們也同意如果臺灣能參賽，以他們的實力，很大機會能打入準決賽，問鼎前四。

「卡巴迪是……」

佳偉是另一名資深的卡巴迪成員，當我問到他對臺灣的卡巴迪發展有什麼期望，他顯得一臉無奈：

「卡巴迪的一個特色就是你從來不知道何時會有國際賽事，以其他運動來說，它們的亞洲錦標賽或世界盃都會有一個固定的時間表，但卡巴迪就很難說……」

卡巴迪的國際比賽主要是由國際卡巴迪總會負責，然而，印度在總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常帶來一些不穩定因素。2017 年 3 月，我第一次探訪臺灣卡巴迪成員，那時他們正為幾個月後在伊朗舉辦的亞洲錦標賽作密集訓練，而在 4 月的時候，賽事宣佈取消，對運動員來說，臨時取消賽事，理應感到非常失望，但對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來說，他們說是司空見慣，因這並非第一次。

在這樣苦無機會參與國際賽事的情形下，驅使我很想知道他們何以有動力繼續參與這個運動。

2017 年 6 月，我有機會跟威暘和他的弟弟謹韓到新竹探訪玄奘大學的卡巴迪隊伍，這卡巴迪隊伍是第一隊能以非體保生為骨幹成員而奪全國冠軍的隊伍，訓練過後，我們一起到快炒店，喝啤酒，吃小菜，晚宴中，大家笑聲不斷，主題圍繞著 2013 年一起參與亞青培訓隊的訓練經過，謹韓憶述說：

「那時天氣很炎熱，訓練要跑很長的路程，共 10 公里……我們每天早上也期盼雨天來臨，取消訓練……有一次在賽道上，隱約看見賽道旁的樹林有一隻很大的狗……」謹韓比劃著那隻狗，大概有他的身驅這麼大，同桌的也紛紛點頭，笑著和應。「我不斷叫其他隊友，不要望，不要望，繼續跑，繼續跑……」

那次集訓，他們過著同樣的生活節奏，一起的增重、一起的鍛鍊肌肉和體能，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最終亞青錦標賽也告取消。

卡巴迪是生活與生命上的相連

卡巴迪在臺灣十年間從無到有，運動員從充滿希望到失望，最後學習處之泰然。過程中，運動員不單學習了卡巴迪的技術，也建立了同樣的生活節奏和生命脈搏。

於花蓮的訓練營當中，有機會跟幾位高中女運動員訪談，問她們何以參加卡巴迪，其中一位說：「為國爭光！」其他成員立即討論：「臺灣是國家嗎？」「不這樣說，該怎麼說？」然而有一位運動員說：「我希望為我的高中帶來一點回憶。」

人類學過去的研究經常指出，「親屬關係」（kinship）並非建立於血緣關係之上，而是建立於生活節奏和情感分享，卡巴迪在臺灣的特殊處景，使運動員有著同樣的生活節奏和生命脈搏，大家情同手足。

玄奘大學的卡巴迪隊伍，於 2016 年奪得全國冠軍後，寫了一份名為「不斷失敗，不斷前進：我們的卡巴迪冠軍夢」的報告書，報告最後部份是運動員的個人分享，其中一位說：

「卡巴迪是一個讓人覺得很可怕的運動，但實際上我不那麼認為，因為這個運動讓我清楚了解到一旦牽了夥伴的手就放不開的一種又愛又恨的運動……」

防守的時候，卡巴迪運動員需要手握著隊友的手腕，並一起捉拿進攻者，於我觀察，這種相連，對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來說，實在不只肢體上，更多是生活上和生命上的相連。

備註：如欲了解更多臺灣的卡巴迪運動，可留意 2017 年 10 月臺灣的全國運動會，這是卡巴迪第一次成為全運會的正式項目。

參考文獻

1. Bairner, Alan, and Dong-Jhy Hwang. 2010. “Representing Taiwan: International Sport,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46(3)231-248.
2. Chiang, Ying, Alan Bairner, Dong-Jhy Hwang, and Tzu-husan Chen. 2015. “Multiple Margins: Sport, 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Taiwa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Science 4(1)19-33.
3. Yu, J.W. and Alan Bairner. 2011. “The Confucian Lega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Europe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 17(2):219-230.

作者、圖片提供／鄧偉文（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責任編輯／Oliver 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