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世大運聖火傳遞現正依「LOVE」路線跑遍臺灣22個縣市，在L、O、V三條路線順利傳遞完畢後，8月4日起展開最後一條北臺灣E路線的傳遞，8月8日來到E路線最後一站-基隆市。

基隆市聖火交接儀式於海洋廣場舉行。臺北世大運組委會非常重視基隆市聖火傳遞，特別請副市長鄧家基代表柯市長率同臺北火炬手林徐雪麗進行聖火交接，將象徵愛與和平的火炬交給基隆市副市長林永發。徐雪麗現任為中華民國國家級A級網球教練，也為1998曼谷亞運女子網球團體金牌與1997年義大利西西里世大運女子網球雙金牌得主，這次特別邀請徐雪麗代表臺北市交接聖火，深具傳承的意義。基隆市則由林永發副市長代表接受火炬，再將火炬交接給基隆市第一棒火炬手體育會余欽明理事長。鄧家基副市長表示，臺北世大運是臺灣舉辦層級最高之國際運動賽事，即將於8月19日與8月30日舉行，今年世大運目前報名參賽的代表團超過130多個，參與人數約有1萬2,000多名，臺北世大運是全臺灣的世大運，基隆離臺北非常近，是臺北的好鄰居，要代表柯文哲市長邀請基隆鄉親來參加開閉幕與賽會活動，一起感受世大運的熱烈氣氛與運動員精神！林永發副市長表示，本屆世大運基隆市雖未有大專院校學生參賽，但一直致力於體育發展，在此盛會絕不會缺席，也祝福中華健兒勇猛奪牌。

基隆市聖火傳遞從海洋廣場出發，途經飛鳶廣場，最後抵達中正路及義一路交叉口，將火炬交還給臺北市火炬手徐雪麗，順利結束傳遞。海洋廣場為基隆港內側海域的海上原木平台，平台上設置多組木製礁石和波浪流線景觀藝術品，傳達濃郁的海洋意象風情，別出心裁架設國內少見景觀玻璃橋，串連市區景點，為基隆市重要文化觀光景點。基隆市代表火炬手包括了基隆市體育會余欽明理事長、基隆市學校學生家長聯合會李進雄總會長，以及中山高中吳文騫老師。吳文騫老師曾獲得為數不少之馬拉松比賽冠軍頭銜，也代表臺灣參加2004年雅典奧運及2008年北京奧運馬拉松比賽，擔任基隆火炬手實至名歸。

代表賽會前哨的聖火傳遞於6月20日在義大利杜林開始，歷經10天4個國外城市傳遞後，登上臺灣第一高峰-玉山，接著依「LOVE」路線跑遍臺灣22個縣市，基隆市為E路線最後一站。接著，聖火將返回臺北市，於8月10日至15日進行12行政區傳遞，並於8月16與17日進行舊城路線與文化路線傳遞，歡迎大家一起來追聖火，給予火炬手鼓舞，目睹聖火火炬風采，感受聖火傳遞現場的熱烈氣氛與運動員精神！

國內聖火傳遞相關資訊請上世大運官網查詢。

責任編輯／Oliver Wu

Nike與Fear of God創始人兼創意總監Jerry Lorenzo首次合作企劃的亮點是一款Nike Air Fear of God 1籃球鞋。在過去的幾周裡想必大家都多多少少一睹了這款採用雙層Zoom Air鞋款的真面目，先是由Jerry Lorenzo展示了這款Fear of God最新產品，接著此鞋款又出現在NBA的球場上。這種策略性的首次亮相方式，完全展現了Jerry Lorenzo的用心良苦，那就是將重點放在體育元素上。

這位來自洛杉磯的設計師說：“對這款鞋唯一的判斷方式就是孩子第一次看到鞋子時的感覺，這款鞋會讓他產生什麼樣的感受。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圖片以各種方式被傳播，傳播產品的方式完全沒有仔細斟酌和情感依戀。我的目標是為孩子營造一種發自內心的體驗 - 當他第一次看到Ben Simmons或是他最喜歡的運動員穿著這款鞋出現在賽場上的感覺。”

Jerry Lorenzo想利用某種懷舊元素。不是關於穿什麼，而是如何穿。他想喚醒一種他認為處於目前被忽略有如休眠狀態的情懷與精神，讓人們回想起運動曾經對造型風格有著決定性影響力。

Jerry Lorenzo說道：“我成長於80年代、90年代高中畢業。在我年輕的時候，與現在的情況完全相反，我們的街頭服飾靈感都是來自頂級明星運動員和職業運動員。那個時候像Andre Agassi和Michael Jordan這些運動員正處於運動生涯的巔峰，他們的穿著無論是從設計還是美觀上都十分講究。”

Leo Chang剖析 Air Fear of God

1. Nike Air可見式氣墊的造型可能參考了Air Max 180，但採用了突破性的雙層Zoom氣墊，而且擴充為內部全掌Zoom。Leo Chang說道：“腳感的緩震回彈性令人難以置信。這主要得益於我們針對性能取向的籃球鞋的設計理念。”

2. 為了在性能和風格之間達到適當的平衡，Nike Air Fear of God 1採用了一種新的鞋楦，既保留了Jerry Lorenzo主張的立場，同時兼具Nike Basketball最重視的運動員舒適度。Leo Chang說道：“我們對他的鞋楦進行了掃描，捕捉到了他身體中至關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腳趾空間。”

3. TPU cage靈感來自Huarache Light，“我們想要打造鎖定雙足的感覺，特別是在腳跟和中足周圍。並達到與cup sole橡膠外底無縫整合的效果。”

Jerry Lorenzo與Nike籃球資深鞋類設計總監Leo Chang合作設計Air Fear of God，在審美視覺和性能追求之間取得了平衡。Leo Chang這樣評價Jerry Lorenzo：“他是一個有著非凡追求的人，他對創新和性能有著極深的理解。他也很有耐心，無論是對新設計師還是新的設計流程都保持開放的心態。”這意味著需要對兩者保持極大的耐心，Jerry Lorenzo說道：“為了創造出一款兼具風格和創新功能性的產品，絕對不能在流程上做出讓步。”

按照Jerry Lorenzo的說法，對流程的嚴格要求源自他在棒球和籃球方面的背景。運動為他的生活奠定了基礎。作為一名設計師，這種競爭力使他在這一領域取得了相對不錯的成績，同時也展現在了他的作品中。

最近Jerry Lorenzo發現Nike30周年紀念活動Just Do It重在強調運動在生活各個方面所展現的價值。本次活動由多位運動員作為形象大使，"Dream Crazy"令Jerry Lorenzo想到“有的人雖然身處體育圈之外，卻在生活中處處洋溢著體育精神。”這就是該系列想要表達的東西——存在於穿著者的靈魂深處。Jerry Lorenzo總結道：“本次合作獻給所有在小城市長大、卻有大城市夢想的孩子們。告訴他覺得自己應該擁有什麼，而不是社會告訴他應該擁有什麼。

「卡巴迪」是一項源於南亞地區、觸碰性的競賽運動，引進臺灣之後，近年發展迅速，縱然如此，卡巴迪在臺灣仍屬沒有太多人知道的小眾運動，而且，因為缺乏政府單位的支持和運作，這項運動在臺灣還是停留在閉門造車的階段，縱使已經產生一些本土優秀選手，也沒有太多機會能夠參與國際賽事，讓臺灣在這方面也有可能成為強項國家，實屬可惜。

這種特殊的競技運動，團隊合作的競賽方式讓它對於成員的情感聯繫有著強力的黏合作用，類似老鷹抓小雞的進行方式，令人也有種似曾相似的熟悉感。究竟它有沒有可能在臺灣發展成為顯學？以下是一位學者的現場觀察：

「本土」訓練

「2008 年我第一次參加卡巴迪亞青盃，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卡巴迪，教練只給了我們一隻 DVD，內容是杜哈亞運的卡巴迪比賽片段，然後，便叫我們從中學習……我們的同組對手是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和伊朗，結果，我們分別大敗 60:3、40:20 及 80:20……賽事結束後，一些隊友決定放棄這個運動，但我對自己說，從那裡倒下，便從那裡站起來，之後，我就自己不斷看片，研究卡巴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威暘是臺灣第一代的卡巴迪選手，2017 年 6 月，我跟隨他到花蓮，參與當地一間中學所舉辦的卡巴迪訓練營，在回程到臺北的路上，他跟我分享他的卡巴迪歷程。

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發展模式

他說，不同地方發展卡巴迪有不同模式，如日本，他們每一至兩年便會到印度卡爾各答進行集訓，增進技術，相比之下，臺灣的發展則較為「本土」，既沒有出外集訓，也沒有從南亞請教練過來指導，一切只從影片和書本中學習。

威暘說，起初訓練方面相當困難，但後來隨著網路的普及，網路上能找到更多的資料和影片，這大大改進他們的技術，同時，這樣的發展模式之下，避免了「教練一言堂」的文化。佳銘和威暘同屬臺北市立大學卡巴迪隊的隊員，佳銘是隊伍的前隊長，他跟我解釋他們的訓練模式：

「臺灣沒有專業的卡巴迪教練，當我們練習的時候，我們每人會輪流擔當教練的角色，首先觀察自己隊伍的強弱之處，然後自己上網找資料，作出針對性的訓練。」

過去有很多文獻討論臺灣國民政府如何透過體育運動貫輸「儒家文化」，桎梏臺灣的體育發展（例：Chiang et al. 2015; Yu and Bairner 2011），但從臺灣卡巴迪的例子來看，訓練模式以運動員為中心 （player-centered approach），每個成員都需要徹頭徹尾的參與，這使大部份的運動員除了善於作賽外，也善於觀察、帶領、教導和分析賽事，給運動員一個較全面的發展。

時不予臺灣

2014 年，威暘有機會到印度參與 PKL 的賽事，共參與了第一季和第三季的賽事，另一位卡巴迪運動員佳偉，於 2016 年也參與了 PKL，並參與了第三季和第四季的賽事。隨著這些國際賽的經驗增加，臺灣卡巴迪隊的實力也得到提昇，但男子隊苦無機會走上國際舞台，威暘告訴我：

「2008 年，我們全沒準備之下參與國際性比賽，結果慘敗收場……現今，我們準備就緒，卻沒有機會一展身手……」

當威暘跟我分享這番話時，正值臺灣剛剛跟巴拿馬斷交，媒體上也討論著臺灣被孤立的狀況，在國際體壇上，同樣地，臺灣常處於一個被動的位置。以代表隊稱號來說，他們不能以「中華民國」或「臺灣」參與國際賽事，只能以「中華臺北」，2008 年北京奧運，甚至被主辦國建議稱為「中國臺北」（Bairner and Hwang 2010），在種種原因之下，很多運動員都會覺得臺灣在國際體壇上常站在一個較邊緣的位置。

事實上，2016年10月，印度舉辦卡巴迪世界盃，亞洲受邀參與的隊伍只有日本、南韓、泰國和孟加拉，臺灣不在名單之上，而整個賽事共有 12 隊參與，當我跟很多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交流的時候，他們也同意如果臺灣能參賽，以他們的實力，很大機會能打入準決賽，問鼎前四。

「卡巴迪是……」

佳偉是另一名資深的卡巴迪成員，當我問到他對臺灣的卡巴迪發展有什麼期望，他顯得一臉無奈：

「卡巴迪的一個特色就是你從來不知道何時會有國際賽事，以其他運動來說，它們的亞洲錦標賽或世界盃都會有一個固定的時間表，但卡巴迪就很難說……」

卡巴迪的國際比賽主要是由國際卡巴迪總會負責，然而，印度在總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常帶來一些不穩定因素。2017 年 3 月，我第一次探訪臺灣卡巴迪成員，那時他們正為幾個月後在伊朗舉辦的亞洲錦標賽作密集訓練，而在 4 月的時候，賽事宣佈取消，對運動員來說，臨時取消賽事，理應感到非常失望，但對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來說，他們說是司空見慣，因這並非第一次。

在這樣苦無機會參與國際賽事的情形下，驅使我很想知道他們何以有動力繼續參與這個運動。

2017 年 6 月，我有機會跟威暘和他的弟弟謹韓到新竹探訪玄奘大學的卡巴迪隊伍，這卡巴迪隊伍是第一隊能以非體保生為骨幹成員而奪全國冠軍的隊伍，訓練過後，我們一起到快炒店，喝啤酒，吃小菜，晚宴中，大家笑聲不斷，主題圍繞著 2013 年一起參與亞青培訓隊的訓練經過，謹韓憶述說：

「那時天氣很炎熱，訓練要跑很長的路程，共 10 公里……我們每天早上也期盼雨天來臨，取消訓練……有一次在賽道上，隱約看見賽道旁的樹林有一隻很大的狗……」謹韓比劃著那隻狗，大概有他的身驅這麼大，同桌的也紛紛點頭，笑著和應。「我不斷叫其他隊友，不要望，不要望，繼續跑，繼續跑……」

那次集訓，他們過著同樣的生活節奏，一起的增重、一起的鍛鍊肌肉和體能，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最終亞青錦標賽也告取消。

卡巴迪是生活與生命上的相連

卡巴迪在臺灣十年間從無到有，運動員從充滿希望到失望，最後學習處之泰然。過程中，運動員不單學習了卡巴迪的技術，也建立了同樣的生活節奏和生命脈搏。

於花蓮的訓練營當中，有機會跟幾位高中女運動員訪談，問她們何以參加卡巴迪，其中一位說：「為國爭光！」其他成員立即討論：「臺灣是國家嗎？」「不這樣說，該怎麼說？」然而有一位運動員說：「我希望為我的高中帶來一點回憶。」

人類學過去的研究經常指出，「親屬關係」（kinship）並非建立於血緣關係之上，而是建立於生活節奏和情感分享，卡巴迪在臺灣的特殊處景，使運動員有著同樣的生活節奏和生命脈搏，大家情同手足。

玄奘大學的卡巴迪隊伍，於 2016 年奪得全國冠軍後，寫了一份名為「不斷失敗，不斷前進：我們的卡巴迪冠軍夢」的報告書，報告最後部份是運動員的個人分享，其中一位說：

「卡巴迪是一個讓人覺得很可怕的運動，但實際上我不那麼認為，因為這個運動讓我清楚了解到一旦牽了夥伴的手就放不開的一種又愛又恨的運動……」

防守的時候，卡巴迪運動員需要手握著隊友的手腕，並一起捉拿進攻者，於我觀察，這種相連，對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來說，實在不只肢體上，更多是生活上和生命上的相連。

備註：如欲了解更多臺灣的卡巴迪運動，可留意 2017 年 10 月臺灣的全國運動會，這是卡巴迪第一次成為全運會的正式項目。

參考文獻

1. Bairner, Alan, and Dong-Jhy Hwang. 2010. “Representing Taiwan: International Sport,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46(3)231-248.
2. Chiang, Ying, Alan Bairner, Dong-Jhy Hwang, and Tzu-husan Chen. 2015. “Multiple Margins: Sport, 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Taiwa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Science 4(1)19-33.
3. Yu, J.W. and Alan Bairner. 2011. “The Confucian Lega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Europe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 17(2):219-230.

作者、圖片提供／鄧偉文（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責任編輯／Oliver 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