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的支持，激勵中華滑輪溜冰國手陳昱錡收下他在世大運的第一面銀牌，賽後他受訪時一度哽咽落淚說：「因為有媽媽的鼓勵，我才能堅持到現在。」

今年陳昱錡剛升上大一，就獲得臺北世大運的參賽門票，生涯首度在國內比國際賽，展現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氣勢；在滑輪溜冰男子速度過樁賽勇闖金牌戰，儘管最終奪金失利，表現仍值得肯定。

陳昱錡說：「一路走來我最感謝的是我媽媽，有好幾次練習時，我都哭著打電話給她，但她總鼓勵我不要放棄。」

陳昱錡自6歲起接觸滑輪溜冰，起初是因為姊姊有學，他在旁陪練，沒想到就此練出興趣；如今披上中華隊戰袍、為國爭光，背負眾人期許，難免備感壓力。

陳昱錡很想將金牌留在家中，不辜負眾人期望，但反而給自己太大壓力，在今年六、七月時一度因壓力太大，每天都失眠，導致隔天訓練注意力不集中，頻頻失誤，令他心情低落。每當陳昱錡難過哭泣，媽媽化身為心靈導師，不斷開導他走出困境。陳昱錡說：「我哭著打電話回家，但媽媽總是鼓勵我，叫我放輕鬆。」

為了備戰世大運，陳昱錡已有一、兩個月沒與家人見面。25日媽媽帶著阿嬤等約20人，從嘉義北上看他比賽，他為了沒能留下金牌，一度自責落淚。

陳昱錡表示，媽媽從未反對他練習，特別還去廟宇幫他求平安符；而他很想拚金牌給媽媽看，但最後技不如人，下次得再進步。陳昱錡賽後最想將獎牌獻給母親，告訴媽媽說，「媽，謝謝您一路支持，我會磨練技術，我愛您。」

此外，中國隊選手潘宇爍儘管上午預賽成績名列第四，但下午決賽有效調整，最終抱走金牌，奪下中國隊本屆在世大運第一金。他說：「我很激動，因為這是中國隊的第一金，感覺很榮幸，現場包括臺灣觀眾，有很多人為我加油，比賽氣氛很不錯。」

資料、圖片提供／臺北世大運組委會
責任編輯／Oliver Wu

全天候裝備的預設從本質上來講有些悲觀：設想最糟糕的天氣狀況，以至於穿著者完全忘記了他們對衣物的要求。然而這一季有些意外的是，NikeLab ACG 2018年夏季系列採用了一個你通常會與全天候聯繫起來的關鍵元素，那就是Gore-Tex面料。

 “這一季，我們討論瞭如何為男性和女性設計一個更加模組化的服裝系統。我們思考了我們對夏季服裝在適應性和模組化方面有什麼期望，”NikeLab 高級設計總監約翰娜·施耐德(Johanna Schneider)說道。

施耐德和NikeLab ACG品牌合作者厄勒森·修(Errolson Hugh)在推出最新ACG夏季系列時提出了這個問題。這一系列有三大價值支柱：Gore-Tex面料的實用性、棉絨材質的透氣性，以及備受喜愛的褲裝的靈活性。

就Gore-Tex而言，設計團隊希望通過一個新穎的視角來詮釋這一面料在夏季的功用性，因為人們普遍認為這種布膜材質是一種專門對抗寒冷潮濕天氣的面料。但實際上Gore-Tex面料不僅具有防護功能，它還可以充當一道既柔韌又透氣的防線，抵擋夏季多變的天氣狀況。

“我們使用的這種面料的美妙之處在於它既具有防護功能，又高度透氣，”施耐德說道，“它基本上是一種一年365天都適用的材質。我們希望通過服裝的版型來把它改造得更具有季節適應性，比如針對那些希望在海濱別墅度假的人。”
 
NikeLab ACG Gore Tex夾克是這一系列的基石之作。這款三層外套有男女款可供選擇，包括標準四分之三袖長可拆卸衣袖，提供更多防護。多個口袋提供充足空間存放個人隨身貴重物品。夾克內層的繫帶使穿著者可以把這一層的重量從身上解放，同時保證它觸手可及。

這一系列還採用了另一個出人意料的元素：棉絨。套頭連帽衫中採用了這種面料。

“我們在思考棉絨材質在夏季衣物中可以有怎樣的應用，”施耐德說道，“我們融入了更多透氣性設計細節，比如在領子周圍採用網眼材質，通風透氣，當你把頭伸進兜帽裡的時候，依然可以保持清爽，你也可以信賴整件衣服身體關節部位的靈活性。”

新款工裝褲沿襲了一貫的多功能理念，褲腿銜接剪裁設計讓雙腿動作更加自由隨意，帶有拉鍊和按扣工具袋增加可擴展性，此外還帶有功能性拉鍊前襠。但是穿著者一定會注意到另一個細節：這一系列中只有一款男女通用的褲裝。
 
 “我們設想的是人們在夏季可能只需要一條長褲，”施耐德說道。這種想法來源於我們對適合夏季穿著的服裝的期望。設計師把重點放在採用相似設計的男女款工裝短褲上。這些短褲融入了更多針織設計，這是NikeLab ACG首次在產品中運用無縫針織技術，此外應用這一技術的還有這一系列服裝的衣袖和褲腿。

資料來源／NIKE
責任編輯／妞妞

「卡巴迪」是一項源於南亞地區、觸碰性的競賽運動，引進臺灣之後，近年發展迅速，縱然如此，卡巴迪在臺灣仍屬沒有太多人知道的小眾運動，而且，因為缺乏政府單位的支持和運作，這項運動在臺灣還是停留在閉門造車的階段，縱使已經產生一些本土優秀選手，也沒有太多機會能夠參與國際賽事，讓臺灣在這方面也有可能成為強項國家，實屬可惜。

這種特殊的競技運動，團隊合作的競賽方式讓它對於成員的情感聯繫有著強力的黏合作用，類似老鷹抓小雞的進行方式，令人也有種似曾相似的熟悉感。究竟它有沒有可能在臺灣發展成為顯學？以下是一位學者的現場觀察：

「本土」訓練

「2008 年我第一次參加卡巴迪亞青盃，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卡巴迪，教練只給了我們一隻 DVD，內容是杜哈亞運的卡巴迪比賽片段，然後，便叫我們從中學習……我們的同組對手是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和伊朗，結果，我們分別大敗 60:3、40:20 及 80:20……賽事結束後，一些隊友決定放棄這個運動，但我對自己說，從那裡倒下，便從那裡站起來，之後，我就自己不斷看片，研究卡巴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威暘是臺灣第一代的卡巴迪選手，2017 年 6 月，我跟隨他到花蓮，參與當地一間中學所舉辦的卡巴迪訓練營，在回程到臺北的路上，他跟我分享他的卡巴迪歷程。

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發展模式

他說，不同地方發展卡巴迪有不同模式，如日本，他們每一至兩年便會到印度卡爾各答進行集訓，增進技術，相比之下，臺灣的發展則較為「本土」，既沒有出外集訓，也沒有從南亞請教練過來指導，一切只從影片和書本中學習。

威暘說，起初訓練方面相當困難，但後來隨著網路的普及，網路上能找到更多的資料和影片，這大大改進他們的技術，同時，這樣的發展模式之下，避免了「教練一言堂」的文化。佳銘和威暘同屬臺北市立大學卡巴迪隊的隊員，佳銘是隊伍的前隊長，他跟我解釋他們的訓練模式：

「臺灣沒有專業的卡巴迪教練，當我們練習的時候，我們每人會輪流擔當教練的角色，首先觀察自己隊伍的強弱之處，然後自己上網找資料，作出針對性的訓練。」

過去有很多文獻討論臺灣國民政府如何透過體育運動貫輸「儒家文化」，桎梏臺灣的體育發展（例：Chiang et al. 2015; Yu and Bairner 2011），但從臺灣卡巴迪的例子來看，訓練模式以運動員為中心 （player-centered approach），每個成員都需要徹頭徹尾的參與，這使大部份的運動員除了善於作賽外，也善於觀察、帶領、教導和分析賽事，給運動員一個較全面的發展。

時不予臺灣

2014 年，威暘有機會到印度參與 PKL 的賽事，共參與了第一季和第三季的賽事，另一位卡巴迪運動員佳偉，於 2016 年也參與了 PKL，並參與了第三季和第四季的賽事。隨著這些國際賽的經驗增加，臺灣卡巴迪隊的實力也得到提昇，但男子隊苦無機會走上國際舞台，威暘告訴我：

「2008 年，我們全沒準備之下參與國際性比賽，結果慘敗收場……現今，我們準備就緒，卻沒有機會一展身手……」

當威暘跟我分享這番話時，正值臺灣剛剛跟巴拿馬斷交，媒體上也討論著臺灣被孤立的狀況，在國際體壇上，同樣地，臺灣常處於一個被動的位置。以代表隊稱號來說，他們不能以「中華民國」或「臺灣」參與國際賽事，只能以「中華臺北」，2008 年北京奧運，甚至被主辦國建議稱為「中國臺北」（Bairner and Hwang 2010），在種種原因之下，很多運動員都會覺得臺灣在國際體壇上常站在一個較邊緣的位置。

事實上，2016年10月，印度舉辦卡巴迪世界盃，亞洲受邀參與的隊伍只有日本、南韓、泰國和孟加拉，臺灣不在名單之上，而整個賽事共有 12 隊參與，當我跟很多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交流的時候，他們也同意如果臺灣能參賽，以他們的實力，很大機會能打入準決賽，問鼎前四。

「卡巴迪是……」

佳偉是另一名資深的卡巴迪成員，當我問到他對臺灣的卡巴迪發展有什麼期望，他顯得一臉無奈：

「卡巴迪的一個特色就是你從來不知道何時會有國際賽事，以其他運動來說，它們的亞洲錦標賽或世界盃都會有一個固定的時間表，但卡巴迪就很難說……」

卡巴迪的國際比賽主要是由國際卡巴迪總會負責，然而，印度在總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常帶來一些不穩定因素。2017 年 3 月，我第一次探訪臺灣卡巴迪成員，那時他們正為幾個月後在伊朗舉辦的亞洲錦標賽作密集訓練，而在 4 月的時候，賽事宣佈取消，對運動員來說，臨時取消賽事，理應感到非常失望，但對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來說，他們說是司空見慣，因這並非第一次。

在這樣苦無機會參與國際賽事的情形下，驅使我很想知道他們何以有動力繼續參與這個運動。

2017 年 6 月，我有機會跟威暘和他的弟弟謹韓到新竹探訪玄奘大學的卡巴迪隊伍，這卡巴迪隊伍是第一隊能以非體保生為骨幹成員而奪全國冠軍的隊伍，訓練過後，我們一起到快炒店，喝啤酒，吃小菜，晚宴中，大家笑聲不斷，主題圍繞著 2013 年一起參與亞青培訓隊的訓練經過，謹韓憶述說：

「那時天氣很炎熱，訓練要跑很長的路程，共 10 公里……我們每天早上也期盼雨天來臨，取消訓練……有一次在賽道上，隱約看見賽道旁的樹林有一隻很大的狗……」謹韓比劃著那隻狗，大概有他的身驅這麼大，同桌的也紛紛點頭，笑著和應。「我不斷叫其他隊友，不要望，不要望，繼續跑，繼續跑……」

那次集訓，他們過著同樣的生活節奏，一起的增重、一起的鍛鍊肌肉和體能，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最終亞青錦標賽也告取消。

卡巴迪是生活與生命上的相連

卡巴迪在臺灣十年間從無到有，運動員從充滿希望到失望，最後學習處之泰然。過程中，運動員不單學習了卡巴迪的技術，也建立了同樣的生活節奏和生命脈搏。

於花蓮的訓練營當中，有機會跟幾位高中女運動員訪談，問她們何以參加卡巴迪，其中一位說：「為國爭光！」其他成員立即討論：「臺灣是國家嗎？」「不這樣說，該怎麼說？」然而有一位運動員說：「我希望為我的高中帶來一點回憶。」

人類學過去的研究經常指出，「親屬關係」（kinship）並非建立於血緣關係之上，而是建立於生活節奏和情感分享，卡巴迪在臺灣的特殊處景，使運動員有著同樣的生活節奏和生命脈搏，大家情同手足。

玄奘大學的卡巴迪隊伍，於 2016 年奪得全國冠軍後，寫了一份名為「不斷失敗，不斷前進：我們的卡巴迪冠軍夢」的報告書，報告最後部份是運動員的個人分享，其中一位說：

「卡巴迪是一個讓人覺得很可怕的運動，但實際上我不那麼認為，因為這個運動讓我清楚了解到一旦牽了夥伴的手就放不開的一種又愛又恨的運動……」

防守的時候，卡巴迪運動員需要手握著隊友的手腕，並一起捉拿進攻者，於我觀察，這種相連，對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來說，實在不只肢體上，更多是生活上和生命上的相連。

備註：如欲了解更多臺灣的卡巴迪運動，可留意 2017 年 10 月臺灣的全國運動會，這是卡巴迪第一次成為全運會的正式項目。

參考文獻

1. Bairner, Alan, and Dong-Jhy Hwang. 2010. “Representing Taiwan: International Sport,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46(3)231-248.
2. Chiang, Ying, Alan Bairner, Dong-Jhy Hwang, and Tzu-husan Chen. 2015. “Multiple Margins: Sport, 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Taiwa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Science 4(1)19-33.
3. Yu, J.W. and Alan Bairner. 2011. “The Confucian Lega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Europe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 17(2):219-230.

作者、圖片提供／鄧偉文（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責任編輯／Oliver 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