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天（30日）將舉行臺北世大運閉幕典禮，有鑒於開幕式發生陳抗團體干擾選手進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嚴陣以待，閉幕式當天將擴大管制範圍、增設「意見表達區」，臺北市警察局副局長林順家並宣示，若有不理性的團體滋擾，絕對鐵腕執法。

本週三將舉行世大運閉幕式，臺北市警察局副局長林順家今天率領轄內7位分局長，召開閉幕式維安記者會。此次體育園區周邊將劃為7個警衛分區，由松山、萬華、大同、文一、文二、北投、士林分局長擔任分區指揮官，負責維安工作。

據北市警察局統計，自開幕至今，執行維安狀況共319場、29411人次；此次閉幕式將加強維安，預計動用警力6000人，並擴大警衛範圍與管制措施。

林順家指出，為了維護選手與各國代表團，針對選手上下車點、進入台北田徑的路線，規劃三層管制範圍，包括1.5公尺臨時式大型護欄、3公尺固定式圍籬、以及鐵馬護欄。至於是否使用拒馬，將根據之後的情資審慎研議。

此外，開幕式抗議事件引出非管制區的違禁品管制問題，此次閉幕式將擴大警衛部署，台北田徑場周邊道路：敦化北路、八德路、北寧路與南京東路人行道，增設7個管制站，提前驗票、驗證，依據世大運違禁物品清單檢查，管制違禁物品。

林順家指出，提前檢驗出民眾攜帶汽笛、煙霧罐等違禁物，「不會讓他們進到體育園區」；且運用鐵馬護欄等措施，針對選手與貴賓動線增設安全走廊，派遣警力輔助，「選手與貴賓不會與民眾接觸。」避免上次滋擾事件再演。

同時於管制站進行人員分流，唯有持證工作人員、參加閉幕典禮的人員，才能進入體育園區，其餘民眾僅能走四周道路，避免混入典禮之中。

林順家指出，目前已知有部分陳抗團體將於閉幕式當天到達現場，警方因此已增設兩處「意見表達區」，讓這些團體集中表達訴求，「對於不理性的團體，絕對鐵腕執法。」

資料、圖片提供／臺北世大運組委會
責任編輯／Oliver Wu

三十年來，「Just Do It」的口號一直激勵著全世界從事各種運動項目和各個級別的運動員。為了致敬此精神，JDI系列影片中的"Dream Crazy"講述了一系列家喻戶曉的運動員以及那些激勵人心的運動員故事。他們擁有著同樣的精神，那就是透過體育的力量來推動世界的前進。

同時，多位職業運動新星和世界冠軍也出現在了這部影片中：加拿大足球明星Alphonso Davies；夏威夷巨浪衝浪選手Kai Lenny；美國滑板選手Lacey Baker和Nyjah Huston；德國拳擊冠軍Zeina Nassar；以及美國女子足球國家隊。並由美式足球運動員Colin Kaepernick擔任配音。

"Dream Crazy"影片激勵每一個心懷瘋狂的夢想和目標的人跨越障礙追求自己的目標。

資料來源／NIKE
責任編輯／妞妞

「卡巴迪」是一項源於南亞地區、觸碰性的競賽運動，引進臺灣之後，近年發展迅速，縱然如此，卡巴迪在臺灣仍屬沒有太多人知道的小眾運動，而且，因為缺乏政府單位的支持和運作，這項運動在臺灣還是停留在閉門造車的階段，縱使已經產生一些本土優秀選手，也沒有太多機會能夠參與國際賽事，讓臺灣在這方面也有可能成為強項國家，實屬可惜。

這種特殊的競技運動，團隊合作的競賽方式讓它對於成員的情感聯繫有著強力的黏合作用，類似老鷹抓小雞的進行方式，令人也有種似曾相似的熟悉感。究竟它有沒有可能在臺灣發展成為顯學？以下是一位學者的現場觀察：

「本土」訓練

「2008 年我第一次參加卡巴迪亞青盃，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卡巴迪，教練只給了我們一隻 DVD，內容是杜哈亞運的卡巴迪比賽片段，然後，便叫我們從中學習……我們的同組對手是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和伊朗，結果，我們分別大敗 60:3、40:20 及 80:20……賽事結束後，一些隊友決定放棄這個運動，但我對自己說，從那裡倒下，便從那裡站起來，之後，我就自己不斷看片，研究卡巴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威暘是臺灣第一代的卡巴迪選手，2017 年 6 月，我跟隨他到花蓮，參與當地一間中學所舉辦的卡巴迪訓練營，在回程到臺北的路上，他跟我分享他的卡巴迪歷程。

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發展模式

他說，不同地方發展卡巴迪有不同模式，如日本，他們每一至兩年便會到印度卡爾各答進行集訓，增進技術，相比之下，臺灣的發展則較為「本土」，既沒有出外集訓，也沒有從南亞請教練過來指導，一切只從影片和書本中學習。

威暘說，起初訓練方面相當困難，但後來隨著網路的普及，網路上能找到更多的資料和影片，這大大改進他們的技術，同時，這樣的發展模式之下，避免了「教練一言堂」的文化。佳銘和威暘同屬臺北市立大學卡巴迪隊的隊員，佳銘是隊伍的前隊長，他跟我解釋他們的訓練模式：

「臺灣沒有專業的卡巴迪教練，當我們練習的時候，我們每人會輪流擔當教練的角色，首先觀察自己隊伍的強弱之處，然後自己上網找資料，作出針對性的訓練。」

過去有很多文獻討論臺灣國民政府如何透過體育運動貫輸「儒家文化」，桎梏臺灣的體育發展（例：Chiang et al. 2015; Yu and Bairner 2011），但從臺灣卡巴迪的例子來看，訓練模式以運動員為中心 （player-centered approach），每個成員都需要徹頭徹尾的參與，這使大部份的運動員除了善於作賽外，也善於觀察、帶領、教導和分析賽事，給運動員一個較全面的發展。

時不予臺灣

2014 年，威暘有機會到印度參與 PKL 的賽事，共參與了第一季和第三季的賽事，另一位卡巴迪運動員佳偉，於 2016 年也參與了 PKL，並參與了第三季和第四季的賽事。隨著這些國際賽的經驗增加，臺灣卡巴迪隊的實力也得到提昇，但男子隊苦無機會走上國際舞台，威暘告訴我：

「2008 年，我們全沒準備之下參與國際性比賽，結果慘敗收場……現今，我們準備就緒，卻沒有機會一展身手……」

當威暘跟我分享這番話時，正值臺灣剛剛跟巴拿馬斷交，媒體上也討論著臺灣被孤立的狀況，在國際體壇上，同樣地，臺灣常處於一個被動的位置。以代表隊稱號來說，他們不能以「中華民國」或「臺灣」參與國際賽事，只能以「中華臺北」，2008 年北京奧運，甚至被主辦國建議稱為「中國臺北」（Bairner and Hwang 2010），在種種原因之下，很多運動員都會覺得臺灣在國際體壇上常站在一個較邊緣的位置。

事實上，2016年10月，印度舉辦卡巴迪世界盃，亞洲受邀參與的隊伍只有日本、南韓、泰國和孟加拉，臺灣不在名單之上，而整個賽事共有 12 隊參與，當我跟很多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交流的時候，他們也同意如果臺灣能參賽，以他們的實力，很大機會能打入準決賽，問鼎前四。

「卡巴迪是……」

佳偉是另一名資深的卡巴迪成員，當我問到他對臺灣的卡巴迪發展有什麼期望，他顯得一臉無奈：

「卡巴迪的一個特色就是你從來不知道何時會有國際賽事，以其他運動來說，它們的亞洲錦標賽或世界盃都會有一個固定的時間表，但卡巴迪就很難說……」

卡巴迪的國際比賽主要是由國際卡巴迪總會負責，然而，印度在總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常帶來一些不穩定因素。2017 年 3 月，我第一次探訪臺灣卡巴迪成員，那時他們正為幾個月後在伊朗舉辦的亞洲錦標賽作密集訓練，而在 4 月的時候，賽事宣佈取消，對運動員來說，臨時取消賽事，理應感到非常失望，但對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來說，他們說是司空見慣，因這並非第一次。

在這樣苦無機會參與國際賽事的情形下，驅使我很想知道他們何以有動力繼續參與這個運動。

2017 年 6 月，我有機會跟威暘和他的弟弟謹韓到新竹探訪玄奘大學的卡巴迪隊伍，這卡巴迪隊伍是第一隊能以非體保生為骨幹成員而奪全國冠軍的隊伍，訓練過後，我們一起到快炒店，喝啤酒，吃小菜，晚宴中，大家笑聲不斷，主題圍繞著 2013 年一起參與亞青培訓隊的訓練經過，謹韓憶述說：

「那時天氣很炎熱，訓練要跑很長的路程，共 10 公里……我們每天早上也期盼雨天來臨，取消訓練……有一次在賽道上，隱約看見賽道旁的樹林有一隻很大的狗……」謹韓比劃著那隻狗，大概有他的身驅這麼大，同桌的也紛紛點頭，笑著和應。「我不斷叫其他隊友，不要望，不要望，繼續跑，繼續跑……」

那次集訓，他們過著同樣的生活節奏，一起的增重、一起的鍛鍊肌肉和體能，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最終亞青錦標賽也告取消。

卡巴迪是生活與生命上的相連

卡巴迪在臺灣十年間從無到有，運動員從充滿希望到失望，最後學習處之泰然。過程中，運動員不單學習了卡巴迪的技術，也建立了同樣的生活節奏和生命脈搏。

於花蓮的訓練營當中，有機會跟幾位高中女運動員訪談，問她們何以參加卡巴迪，其中一位說：「為國爭光！」其他成員立即討論：「臺灣是國家嗎？」「不這樣說，該怎麼說？」然而有一位運動員說：「我希望為我的高中帶來一點回憶。」

人類學過去的研究經常指出，「親屬關係」（kinship）並非建立於血緣關係之上，而是建立於生活節奏和情感分享，卡巴迪在臺灣的特殊處景，使運動員有著同樣的生活節奏和生命脈搏，大家情同手足。

玄奘大學的卡巴迪隊伍，於 2016 年奪得全國冠軍後，寫了一份名為「不斷失敗，不斷前進：我們的卡巴迪冠軍夢」的報告書，報告最後部份是運動員的個人分享，其中一位說：

「卡巴迪是一個讓人覺得很可怕的運動，但實際上我不那麼認為，因為這個運動讓我清楚了解到一旦牽了夥伴的手就放不開的一種又愛又恨的運動……」

防守的時候，卡巴迪運動員需要手握著隊友的手腕，並一起捉拿進攻者，於我觀察，這種相連，對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來說，實在不只肢體上，更多是生活上和生命上的相連。

備註：如欲了解更多臺灣的卡巴迪運動，可留意 2017 年 10 月臺灣的全國運動會，這是卡巴迪第一次成為全運會的正式項目。

參考文獻

1. Bairner, Alan, and Dong-Jhy Hwang. 2010. “Representing Taiwan: International Sport,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46(3)231-248.
2. Chiang, Ying, Alan Bairner, Dong-Jhy Hwang, and Tzu-husan Chen. 2015. “Multiple Margins: Sport, 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Taiwa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Science 4(1)19-33.
3. Yu, J.W. and Alan Bairner. 2011. “The Confucian Lega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Europe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 17(2):219-230.

作者、圖片提供／鄧偉文（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責任編輯／Oliver Wu